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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4章 孤证难立（第1页）

片刻之后，秦纵猛然抬眼，目光锐利地看向赵志坚，言语急切：

“何绍堂的供述详实完整，整条利益链的脉络也基本清晰。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何绍堂手中有没有留存能够直接证明，张怀安给他打过这通授意瞒报电话的实质性证据？通话录音或记录，任何能够固定这一事实的证据都可以。”

这一问，直击整个案件的难点，何绍堂的口供只能作为单方供述，属于言辞证据，效力有限。

在纪检监察办案中，单方口供无法定案，尤其是针对县委副书记这一高层领导的违纪问题，必须有客观实质证据佐证，形成完整证据链，才能真正锁定违纪事实，办成铁案。

若是仅有何绍堂的供述，没有任何证据支撑，一旦张怀安矢口否认，整个案件就会陷入僵局，无法对其立案追责，甚至可能出现翻案风险。

肃穆安静的县委办公室里，空气仿佛凝固成了沉甸甸的铅块。

面对秦纵步步紧逼的急切追问，赵志坚脸上一贯沉稳干练的神色瞬间荡然无存，眼底翻涌着浓重的遗憾与无力，眉宇间凝着化不开的凝重。

他缓缓垂下眼眸，轻轻摇了摇头，嗓音低沉而厚重，带着难以掩饰的凝重：

“书记，我们对何绍堂进行了多轮反复讯问、细节核实与笔录比对，最终可以确定，他手中没有任何实物、记录、人证等客观证据，能够佐证张书记授意瞒报一事。”

短暂的沉默在办公室蔓延，赵志坚整理好繁杂的思绪，抬眼望向神色肃穆的秦纵，继续细致汇报核查结果，每一个字都经过反复斟酌，精准贴合审讯实情。

根据何绍堂的完整供述，当初授意他隐瞒事故实情、压下问题舆情的张怀安，全程使用的是私人手机通话，并未动用县委政法委的固定办公电话。

这也就意味着，整个通话过程没有任何官方通话登记、台账备案与系统留存记录，从源头切断了书证溯源的可能。

不仅如此，张怀安的授意方式极为隐晦谨慎，通话时语气含糊、指令模棱两可，从未直白下达明确的瞒报、违规指令，全程依靠口头暗示授意，没有留下任何文字通知、工作批示、聊天记录等可查证的信息，规避了所有留痕风险。

事发之后，何绍堂心存侥幸，又深知自己听从授意、违规瞒报的行为触碰了纪律红线，生怕留下任何蛛丝马迹给自己招来祸患。

他既不敢主动向张怀安求证指令真伪，也慑于对方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的高位，不敢将此事告知他人，选择独自隐瞒遮掩。

正因他的怯懦与私心，导致这起违规事件没有任何旁证佐证，彻底丧失了串联取证的可能。

时至今日，整场案件能够指向张怀安涉案的全部依据，仅有何绍堂一人的单方口供，没有任何客观物证、书证、人证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闭环，根本无法锁定张怀安的违纪违法事实。

这番详实又无奈的汇报落下，办公室内的氛围瞬间降至冰点，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窗外的天光透过玻璃窗落在地面，却驱不散室内沉沉的阴霾，寂静的房间里只剩下细微的呼吸声，每一处角落都透着束手无策的凝重。

秦纵听完所有汇报后，脸色彻底沉了下来，温润的眉眼骤然绷紧，眉头紧紧蹙起，周身温和的气场尽数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凛冽严肃的压迫感。

他端端正正坐在办公椅上，身姿挺拔却透着沉沉重压，双目微微垂落，视线静静落在桌上堆叠的案卷材料上，深邃的眼眸里暗流翻涌，神色凝重肃穆，久久一言不发，彻底陷入了深沉的思索与权衡之中。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张怀安身居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的高位，手握实权，在本地深耕多年，关系盘根错节，办案阻力本就远超普通案件。

如今仅凭何绍堂一份单方供述，证据太过单薄薄弱，孤证难立、不足以定案，按照纪检监察办案规程，根本无法对张怀安启动初步核查程序，更谈不上立案审查、追责问责。

倘若此刻不顾证据短板、贸然强行推进案件调查，不仅无法、查清真相，反而会打草惊蛇。

一旦张怀安察觉风声，必定会立刻行动，快速串供毁证，订立攻守同盟，彻底封死所有取证渠道。

届时，不仅会错失查办案件的最佳时机，还会让后续办案陷入极大的被动，滋生诸多舆论争议与工作阻力，甚至可能影响整体纪检工作的公信力。

秦纵心中无比坚定，绝不会就此作罢、草草结案。

一名身处高位的县处级领导，手握公权却肆意滥用，为了自身政绩与仕途徇私枉法，漠视群众切身利益与生命安全，罔顾党纪国法的底线。

若是对此姑息纵容、置之不理，不仅是纪检监察干部履职尽责的严重失职，更是对党纪国法的公然漠视，是对受害群众的不公与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