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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章 拼图（第1页）

回到上海之后，赵殿元正式投入到新工作中，担任钱教授的私人助理，没编制，不签合同，不交社保，只是口头约定，管吃不管住，按劳付费。

七月的校园，空旷寂静，绿荫成林，赵殿元总觉得似曾相识，当他看到一栋白色的三层老楼时终于想起，这不是大夏大学的群贤堂么，抗战开始后大夏大学内迁，调集了大量工友前来搬运物资，他就是其中之一。

钱教授给他解释：“华师大是五十年代在大夏大学基础上成立的，也有圣约翰、光华大学的基因，这座楼一度改名叫文史楼，十年前恢复旧称，老校长王伯群手书的牌匾也由挂上了，历史啊，就是这么操蛋。”

他们工作的地点是钱教授的独立研究室，系里给他一间大屋，书架上摆满典籍资料，宛如一个小型图书馆，教授坐藤椅，两个编外助理各自坐一张单人沙发上，中间的茶几上堆满影印版的资料，就此开展工作。

从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查找线索无异于大海捞针，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指向，潘家就是最佳的切入点。

潘家是旧上海有名的资本家，留下的资料卷宗很多，潘家在潘克竞这一代达到巅峰，涉足房地产、金融、航运、实业等领域，家资巨万，声名显赫，淞沪会战后，很多沪上名人为避祸迁居香港，后又迁居重庆，比如杜月笙、虞洽卿等人，愿意留在上海的，要么沦为汉奸，要么托病不出，潘克竞是真病了，他两次中风，半身偏瘫，加上鸦片成瘾，终日不出家门，但人虽病，名头还在，所以在日伪制定的伪政府名单中就有潘克竞的赫赫大名。

而潘克复，此时不过是跟着盛老三混的帮闲，虽算不上小喽啰，但也不是什么大人物，也就是说，堂兄弟相比较，潘克竞才是更值得刺杀的那个。

沦陷之后的上海，整日腥风血雨，暗杀不断，几方特工在租界内杀来杀去，很多汉奸命丧黄泉，甚至连唐绍仪这样的大人物在没有明确落水之前，也被军统特务杀掉。

“以此推论，也许要杀的人是潘克竞。”

赵殿元道。

“我们来捋一下。”

钱教授叼着烟斗，在纸上挂着线条，“把重点放在潘杨联姻上，潘杨联姻，这本身就值得玩味，因为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潘杨两姓是不能结亲家的，这个典故的起源是北宋初年大将潘美和杨业家族之间的仇怨，当然对于研究历史的人这并不成立，事实上杨业只是北汉降将，而潘美则是有拥立之功的重臣，二者身份差距很大，杨家将的拔高来自于后世的民间传说，不足以信。”

潘家宁干咳一声，钱伯伯的老毛病又犯了，说着说着就扯远，讲课就像讲故事，所以他才深受学生喜爱。

钱教授得到提醒，把话题拉回：“潘家娶亲，从慈溪乡下将新娘子接到上海，接来第一天人就跑丢了，被赵殿元你捡到，住了一夜，第二天离开上海，然后你被潘家管家雇去做假新郎，也就是说，潘家是临时抱佛脚，并没有预先准备，但对方却有后手，正品跑了，立刻就把赝品顶上去了。”

潘家宁说：“我有一个疑问，既然杨蔻蔻的使命是打入潘家执行任务，她已经成功了，为什么要逃走呢？”

赵殿元说：“当时我以为她是逃婚，现在看来确实可疑，既然她是带着任务的，明明已经在潘家了，却又离开，这究竟是为什么？”

钱教授说：“原因只有一个，出意外了，搞谍报工作很多都是单线联系，她的联络人出了意外，被捕被杀或者没在约定的时间出现，杨蔻蔻以为自己暴露了，就迅速撤离，在没有收到明确指令的情况下，她选择就近隐蔽，伺机而动，就住在长乐里，灯下黑嘛。”

赵殿元说：“我有一个问题，潘家娶儿媳妇，又不是从乡下买粗使丫头，娘家无论如何是要派人送亲的，旁人认不出，这个娘家人难道也区分不出真假么。”

钱教授说：“OK，我们重新复盘，钱如碧写信到慈溪，要求亲家履约，把指腹为婚的杨丽君送到上海，于是杨家派出一名长辈将杨丽君送到上海，杨丽君早有预谋，瞅个机会就跑了，那长辈怎么办？难道不去找，立刻返回慈溪？这是不可能的，现在去慈溪都没有直达的高铁，那时候坐船更不方便，这个长辈势必会留在上海，第二天不就举行婚礼了吗，长辈一定会在现场，也就是说，杨蔻蔻代替杨丽君出场，这个娘家长辈是知情的。”

赵殿元和潘家宁一起点头。

钱教授说：“甚至存在这种可能，他就是杨蔻蔻的上级，是整个计划的策划者，甚至这桩亲事也是他推进的，不管目的是暗杀潘克竞或潘克复，还是刺探情报，还是谋取潘家的财富，总之两个女孩子都是棋局中的棋子，杨蔻蔻是杨丽君的替补，一个不成，另一个顶上。”

赵殿元这回摇头：“蔻蔻怎么会是替补呢，她比杨丽君沉稳干练多了，她应该是主力才对。”

这话就让潘家宁不乐意了，她倒不是站在曾祖母立场上说话，她只是觉得，女性的专长未必在打打杀杀，有时候温柔乡才是英雄冢，水磨工夫比刀枪更有威力。

潘家宁说：“杨丽君上过中学，是知识分子，具有爱国思想，如果她真的和潘骄结婚的话，会起到积极正面的作用。”

钱教授说：“这可不像是军统的做法，倒像是我党的统战行为。”

就凭现有的资料去拼凑八十年前的真相，是远远不够的，他们能做的事情就像是考古一样，从支离破碎的历史细节中找出线头，像拼图游戏一样，一点点的拼凑出一个最接近真相的故事。

不管怎么说，这位送杨丽君来沪的长辈绝对是关键人物，找出他的真实身份，这个谜团就解开一半了。

现有的资料都派不上用场，因为钱教授研究的不是经济史，而是情报史，这就有些难搞了，有能力做系统记录的只有两个方面，一是租界当局，二是日本驻沪军事情报系统。

上海史研究，离不开租界历史，也离不开海外学者，海外汉学界尤其对上海史情有独钟，美英法日，港台都有学者专注于此，事实上海外学者对上海的研究已经有八十年的历史，比国内学界起步更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因为研究上海史的学者太多，在美国学术界被称作上海帮，所以有关史料文献极其丰富。

研究上海情报史，最有价值的资料莫过于租界当局的官方记录，当时的上海三分天下，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都有警察机构，捕盗缉匪是正规警察的业务范围，军情谍报政治斗争则有专门的部门负责，两个租界的警务处下面都设了政治部，一百年前闯入一大会议现场的法租界侦探程子卿就是政治部的探员，租界警方办案流程正规，都会留下记录，这些记录在租界收回之后一直封存，直到49年前夕才被美国人打包带走，先运到台湾，后来运到华盛顿，这是研究孤岛时期秘密战的历史学者们最向往的资料宝库，直到1980年美国国家档案馆才对学者开放了这些档案，但是它们都是英文的。

碰巧钱教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有朋友，索要这些资料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分分钟发到邮箱里，而且都是整理好的，并做了索引方便查找。

问题是中美有时差，地球那边正是深夜，所以这个工作只能推到明天了。

“休息一下，去食堂吃饭。”

钱教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