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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4几句想说的话（第2页）

八旗的设置，随后成了清代始终贯彻的制度。

它把世代的旗人，严格地圈定在当兵吃粮饷的惟一人生轨道里，禁止他们从事除当兵之外的一切职业，不许他们做工、务农、经商以及从事一切其他职业，这虽然有助于政治基石的牢靠，也防止了旗人与民争利，但是，也造成了创建这种制度的人预料不到的社会难题。

在八旗制度下，旗人的出路只有两条，第一是挑补当兵，第二是有文化的选拔从政当官，此外就成为八旗闲散，靠父兄的俸饷过寄生生活。

从乾隆年间起，“八旗生计”

问题愈演愈烈，叫所有的清代统治者伤透了脑筋：旗人“人口增加，而兵有定额，饷有定数，既不能无限制地增饷，又不能放松正身旗人参加生产劳动的限制”

，于是，补不上兵缺的旗籍子弟越来越多，只好眼睁睁地失业赋闲，成为“闲散旗人”

，这不仅导致许多下层旗人日益明显地走向贫困化，还使入关之初异常精锐剽悍的八旗劲旅，渐渐失去农商技能，滋生了惰于劳作、荒于嬉戏的积习。

到了清末，由京师八旗贵族、军官、士兵、苏拉、家眷等等所组成的人们共同体，总人数已多达60万左右，社会上习惯以“旗族”

来称呼他们。

在京城“旗族”

人丁日趋繁盛的情况下，“八旗生计”

的问题对于走投无路的穷旗人们来说，已经严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在清代中叶以后，一般的旗人生活上日益贫困。

清人周洵谈到成都驻防旗人“多有数支子孙共食其祖遗之一分马甲者，至……前清中叶以后，穷褛不堪者居多，因房屋为官给，甚有摘拆瓦柱，售钱度日，仅留住一间以蔽风雨者。”

咸丰十一年，成都将军崇实任内甚至采取筹款施粥的方法拯济八旗孤贫。

由于生活贫困，不少八旗闲散一生无粮饷收入，贫不能娶妻生子，严重地影响旗人人口的增长。

从康熙六十年到光绪三十年（1721一1904年）一百八十三年之内，成都旗人的人口约增长4．2倍，同期四川省人口增长24．1倍。

当时的精锐部队健锐营八旗还是护军八旗都感到日趋艰难。

流传的一曲旗兵歌谣为证：“今晚月儿怎么那么高，骑白马，跨腰刀。

腰刀快，剁白菜，白菜老，剁皮袄，皮袄厚，剁羊肉，羊肉肥，剁毛贼，光着脚丫上八旗，没马褂干着急，当了裤子买炕席，豆汁饭就萝卜皮儿，看你着急不着急。”

清朝末年，旗人之间长期的通婚，共处，旗人逐渐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当时有人提出了旗族的概念，清亡后，再也没有了旗民之分，昔日的旗人和民人大量的通婚融合，后来这些旗人的后裔，被称作满族。

这就是满族的由来。

一个民族，总是以某种纽带作为判断标准。

大家都知道汉族是以文化作为纽带，犹太人是以母亲血缘和宗教作为纽带。

满族的纽带不是文化或是血缘，而且八旗，只要是昔日旗人的后裔，就是满族。

旗族本身是八旗内部蒙古汉回女真各民族成分融合的一个民族，满族则是旗族进一步跟其他的民人融合的产物。

我谈这些，是针对国内的一些存在狭隘的历史民族偏见的大汉族主义者。

有人说清朝是民族压迫，满族压迫汉族。

我认为这个说法不确切。

若说民族压迫，元朝的四等制和日本占据朝鲜和台湾时期的分等制是符合条件的，那是以民族归属为标准，将人民划分成不同等级的集团，高等级的民族集团在整体行为上对低等级的民族集团存在欺压关系。

高级民族比低级民族享受更多的权利。

但是清朝不同。

旗人集团并不存在整体上对民人的压迫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