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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释指出了更为深刻和严峻的原因：近亲繁殖会导致严重的生理惩罚，人类遗传学家进行的若干次研究都表明，即使是一般情况的近亲繁殖都会引起孩子在体型、肌肉协调能力和学术能力上的全面降低，已发现100多种能在未经掺杂冲淡的、纯型合子状态中引起遗传疾病的隐性基因，而近亲繁殖会大大加强这种状态，根据对美国人和法国人进行的分折判断指出，每个人身上平均有4个致死基因当量：或是在纯合状态中有导致立即死亡的4个基因，或是在50％的纯合体中有引起死亡的8个基因，或是有与上等量的致死基因和致衰弱基因的混合，这些很高的数字在动物中很典型，表明近亲繁殖有致命的危险，在由于和父亲、兄弟、儿子发生性关系的捷克斯洛伐克妇女所生的161个孩子中，有15个死产或在出生后一年内死去，40％以上有不同程度的身体或智力缺陷　　单自发的性排斥规则，直觉地避免了乱伦行为．极而言之，’也就是如果我们暂时掀开发展过程中的其他影响，尽管我们　　承认这些影响是存在的，那么可以说人受着以基因为基础的　　本能的引导。

兄弟一姐妹间的性关系禁忌就是这一过程的表现，其它类型的乱伦禁忌很可能也是如此．

攀附婚姻　　是指妇女与财富、地位跟自己相当或优越于自己的男子结婚。

在人类和大多数社会动物中，这类情况都是雌性通过对雄性的选择提高自己的地位，为什么会有这种性倾向呢？罗伯特·特里弗斯和丹尼尔·威拉德在社会生物学更普遍的研究过程中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他们注意到，脊椎动物，尤其是鸟和哺乳动物，体大健康的雄性交配频率一般都相当高，而许多个小体弱的雄性完全没有交配机会。

但是，几乎所有的雌性求偶都很成功，而且身体条件最好的雌性所生的后代也最健康，这些后代长大后通常也是体型最大、最强健的。

后来，特里弗斯和威拉德观察到，根据自然选择理论，当雌性健康处于颠峰状态时可望生出较大比例的雄性，因为这些后代将来体型最大，求偶最成功，会繁殖尽可能多的后代，当雌性生理状态相对变差时，它们将转而增加生育雌性后代，因为这时雌性是更为保险的投资，根据自然选择理论，产生这种生殖策略的基因将压倒产生其他策略的基因而传遍群体。

情况确实如此，关于这一特殊问题，有人对人和鹿这两类不同的物种进行了调查，环境条件对怀孕的雌性不利时，雌性的出生率就有不同比例的上升。

对貂、猪、绵羊、海豹的情况调查的结果看来也和特里弗斯和威拉德的预测相一致，最可能产生的直接机制是，在不利条件下雄性胎儿的淘汰性死亡率增高。

这种现象在无数种类的哺乳动物中均有记载。

在出生之前改变性别比例当然是完全非理体的行为，事实上这只是一种生理行为。

人类学家米尔德里德·迪克曼在有意识行为的范围内试验过这一理论，她曾提出，出生后的婴儿性别比例会不会因为人们采取在一定意义上适合最佳生殖策略的戮婴行为而发生改变呢？情况看来正是如此，在印度还未沦为殖民地以及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时期，女子通过与较高社会阶层的男子结婚而向社会较高阶层流动得到了僵化的习俗和宗教的认可，同时较高社会阶层杀女婴的事却不断发生。

印度旁遮普贝迪地区的锡克族人是最高的宗教种性，他们以“库里－玛”

著称，其意思就是“屠杀女儿的人”

。

他们几乎毁掉了所有的女婴，而又不惜一切地抚养儿子，以期有朝一日娶回低种牲的女子，革命前的中国，许多社会阶层也普遍杀女婴，结果也和印度差不多，即妇女带着嫁妆向社会上层流动，使财富与妇女集中在一小部分中上层阶级手中，几乎把最穷的男性排斥于生育系统之外去了。

这一模式是否晋遍存在于人类文化之中，尚待考证。

但在目前，即使只有少数例子，也说明有必要密切结合生物学理论来对此种现象予以重新考察。

发性的攀附婚姻和杀戮女婴本身看起来并不是理智的过程，除了把它看作是一种遗传性倾向，是为了在与社会其他成员的竞争中最大限度地增加后代的数量外，是难以作出其他解释的，迪克曼开始了这一研究，如果把她的研究扩大到其他社会，将有助于更严格地检验这一见解，这一研究如果成功的话，可望说明更为深层的精神过程，这种过程使人们摈弃了许多可能的理性选择，而选择了一种复杂的行动过程。

人的天性问题还可以用其他更直接的心理学方法加以探索。

非理智的和普遍存在的行为也应该比理智的、个人的行为更能抵抗文化褫夺的扭曲性后果，而较少受到作为长期理性思维中心的大脑前叶和其他更高级的大脑中枢的影响，这种行为更可能受边缘系统的严重影响，这一系统是大脑皮质古老的进化部分，位于大脑的物理中心附近，假如在解剖上大脑的高级控制和低级控制有某种程度的分离，我们就可能发现偶尔有这样的人，他们的理智能力由于某种原因受到损害后，却仍然能够保持良好的本能性功能。

这种人是存在的，理查德·威尔斯研究智力迟钝的病人时，发现这种人可以分为明显的两种，第一种是“文化智力迟钝者”

，其智力大大低于正常智力，但其行为还保留了许多人类独有的待征。

他们能够通过语言彼此交流或与护理人员交流，进行许多比较复杂的行动，如独唱、合唱、听录音、看杂志、完成简单的任务、洗澡、整饰自己、抽烟、换衣服、开玩笑、指挥别人以及主动帮助别人，第二种是“非文化智力迟钝者”

，他们的能力大大下降，根本不能进行上述行为，他们与他人的交流也很难说是真正的人际交流，因此，文化行为似乎是整个地植根于大脑之中，一经损害就会全部丧失。

但是，“非文化智力迟钝者”

仍保存着大量的更为“本能的”

行为；其个体行为很复杂，而且看得出是哺乳动物的行为，他们用面部表情和富有感情的声音进行交流、检查和使用东西、手淫、观看别人、偷窃、占领小块地域、自卫、单独或成群玩耍，他们时时企图与别人进行身体接触，通过有力、准确的姿势表示恳求，从生物学意义来说，他们的反应实际上并无反常，只是因为命运是把这些病人排斥在大脑外皮层的文化世界之外去了。

现在，我将尽力回答人类自身的社会行为的遗传变异到底有多大，这是一个重要而微妙的问题，人类行为仍然建筑在生理学基础之上，和哺乳动物有着最密切的关系，这一事实表明，人类行为直至最近仍然受着遗传进化的制约，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遗传变异对行为的影响甚至可能一直持续到文明时代，但是，这并不是说，这种变异现在还存在。

对此可以设想的可能性有两种，第一种可能性是，当人类进入目前的状态时，其遗传变异性已经枯竭。

人类有一组基因影响着社会行为，但只有一组。

这一组基因从史前时期漫长的艰难旅程中幸存下来了，许多社会科学家明确赞成这一观点，在提到这些问题的政治意识形态范围内，许多左翼知识分子也抱相同的态度，他们承认，人类曾经历过进化，但是当人变成统一的、有语言和有文化的物种时，这种进化便终止了，早在历史时代，人类就已成为环境手中的优良粘土，任其塑造，因此，现在只有文化的进出可能发生，第二种可能性是，人类至少还存在某些遗传变异。

人类可能已经停止了进化，就象旧的自然选择的生物学模式的作用已经松弛了一样，但人类仍然具有遗传进化和文化进化的能力。

读者应注意，任何一种可能性，无论是认为人类自身的变异完全是由文化决定的，或认为这种变异是由文化和遗传共同决定的，都与关于人类天性的更普遍的社会生物学观点是一致的，这就是：人类行为最为突出的特征是通过自然选择而获得的，而且今天在整个人类中还受到一些特殊基因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