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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义曾在《老舍与二十世纪文学》里总结说,老舍贡献出一系列的杰作已经很了不起了,连同这些,他还贡献了一系列具有大家风范的艺术法则。
其一是老舍作品蕴涵的文化学。
从写第一部长篇小说始,他就把众生相摆在东西方文化比较的大视野中进行剖析,为民族性格里庸俗、怯懦而苟且偷安的习气焦虑不已,以启蒙者的智者眼光,关注着民族性格的健康,在纵声大笑中,表露了忧郁的人文关怀。
直到《四世同堂》时期,仍锲而不舍地剖析着存在于小胡同、大杂院中的层次丰富的文化“千层糕”
,强调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的自我批判,警戒“泥古则失今,执今则阻来”
,关注民族文化古往今来的文化生命。
而北京平民生活,是带着他胎记的生活,他从这个胎记人生中,剖析着民族文化的生命基因。
其二在于老舍作品蕴涵的小说学。
他的作品不是设色浓重、油彩重叠的油画,也不甚追求宏伟苍劲的结构框架,往往轻松落笔、信马由缰,以敦厚本色的漫画笔调,勾勒出一幅幅滋味十足的燕京百态图,弥漫喧声笑语和煤烟气。
其作品中可爱的世相,味道俗而不滥。
如果说茅盾小说最大的主人公是政治,巴金小说最大的主人公是激情的话,那么,老舍小说最大的主人公是习俗。
最老舍化的老舍作品中,习俗几乎是无所不在的非主人公的主人公,把习俗人格化,把人格习俗化,是老舍小说学的一大绝招。
老舍小说的另一绝活是语言学。
“五四”
新文学运动中,初期白话来自口语、话本,杂以欧化翻译腔,以及书卷气十足的文言词。
老舍的大本事就在,他把文学语言一下就扎到了北京老百姓的舌头根上,散发出浓郁的京味魅力,和带着他胎记的京味人生习俗,浑然一体,语言也是习俗,习俗也是语言,达到新文学的语言学的新境界。
难忘老舍式幽默,脱口而出,毫无修饰,本色自然。
开始写作时,带着轻松心态,当是写着玩,当笑话写,后来笑里带同情,而“幽默乃通于深奥”
。
把文化思考渗入幽默,遂使俗趣中含深思,调侃中洋溢诗情。
老舍的文学世界也是开放着的。
他向世界开放,在伦敦就开始了写作;向多民族开放,本人来自满族下层。
又具有主体性,脚踏实地,扎根于带有自己胎记的北京平凡人生,从中升华出属于自己的不抱残守缺、也不随波逐流的文化学、小说学、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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