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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回国之路（第4页）

当然，他也有不少苦衷，有时候，他想说想写想干的，都办不成，不能说不能写不能干。

而他不想做的，尤其是不想参加的活动，他也得参加，在显赫位置，需要发言、表态。

反胡风运动中，老舍虽和他关系很好，抗敌协会时，一为总务部主任，一为研究部主任，老舍还曾找人，推荐一度失业的胡风到复旦大学任教，可谓知情、知己，但也积极参与其事，连续写了《看穿了胡风的心》、《扫除人民胎气的垃圾》、《都来参加战斗吧》等“檄文”

，予以“声讨”

，多数是迫于形势和压力的表态。

但从标题等方面就可以看出，它和“文革”

时期，“大批判”

运动中所用的语言、腔调是一路的。

老舍这个积极表态的人，在“文革”

刚开始就不堪其辱，自尽而死，胡风则是1965年判刑后，须到四川落户，行前大悲，写了四封信，文艺界唯一受到他的信的只有老舍，也幸亏胡风及早就远离运动和是非的中心，否则他的劫难比老舍来，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反右时，吴祖光被划为右派，陈徒手说：“老舍与吴祖光是同行，不得不公开发言批判他。

而对吴祖光来说，大概多挨几场口诛笔伐也伤不到哪里去罢。

老舍的作家良心并没有泯灭。

不久将吴祖光被送到北大荒劳改农场，吴妻新凤霞迫于生计，将吴收藏的齐白石的话拿去变卖，恰被老舍买到。

见是吴祖光的收藏品，便说等吴从北大荒回来时‘物归原主’，可见他在会上、报上发表的斥骂吴的话并非由衷之言。

吴祖光到北大荒劳改时，正直**发动大跃进运动，新凤霞去河北农村劳动，亲眼见到公社干部如何指挥社员连夜把几亩地的麦子移到一块田里，回到城里，她是把老舍当做好朋友，将此事告诉老舍，老舍忙叮嘱她：‘你可千万别跟人说呀！

’”

。

六十年代初，老舍的话剧有意回避了现实题材，写了一些儿童、历史、民族等题材的作品。

但上面的关注、更改指令始终没有断过。

1962年老舍发牢骚：“写童话剧《宝船》，我就生怕把皇帝写胖了写瘦了，写的不合适就会引来批评。”

1965年，老舍的创作明显跌入谷底，他无法适应环境严峻的尺度。

他看了不少现代戏，但很少表态，想努力跟上形势，但又力不从心。

北京人艺一个老编剧蓝荫海与老舍同在北京郊区密云县体验过生活，他叹息道：老舍写的真苦，苦极了。

林斤谰就认为：老舍是文艺界配合政治的快手和高手。

建国之后为这个运动那个运动写了三十多个剧本，其中发表的二十几部，包括话剧15部，歌剧3部，曲剧1部翻译局1部。

为出笼的半成品、反复修改的草稿更是无从计算，不为外人所知。

建国后受到领导的器重，刚写了《龙须沟》，便得了“人民艺术家”

的高帽，他就不能不起劲的歌颂。

但他骨子里毕竟是个作家，他知道什么是艺术品，什么不是。

他在30年代初就写过一本《文学概论讲义》，他认为中国的艺术理论至少是不发达的。

不发达的原因是我们的先贤古哲多半把文学当成“载道”

、“明理”

的奴婢，当成一种改头换面的哲学、政治、伦理、道德等等说教的工具，它固有的规律反倒成了不足道的微末之技。

就是在50年代“歌颂”